[86]此后，Uber在新德里申请了地方通讯出租车牌照从而恢复了运营，而规制者一直推动公司更像传统出租车服务那样运营。
但是，其日接单量应当受到限制，只有在限定日接单量以下，才能将其作为顺风车对待。[47] [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7版）》，萧琛主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在负的外部性的规制中，要综合考虑道路资源占用—空驶和空位—停车设施占用的治理。[12]《上海市交通委：滴滴专车是黑车 营运不合法》，载《新闻晨报》2014年12月25日。还有论者认为，交通运输部制定的《暂行办法》，是设定网络预约出租车许可，而国务院部门规章无权设定许可。但是，主权国家的法律调控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70]这些经验，需要在网络约租车规制中加以充分考虑。
《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有了分类管理的框架，但是规制措施的分类体现得不够充分。网络约租车的规制问题引发热议，本文以此为例进行互联网+规制结构的探究。[41] 7.将行政法学作为一门独立法律学科的使命，使其从民法学中汲取营养，并与行政法驯化行政权的监控目的相结合，形成了注重形式逻辑和理性、强调整体化和体系化、主张通过法律论证和逻辑涵摄将价值予以法律化的法解释学/法教义学的方法。
[52]而行政法学于80年代复兴之时，也有论者强调，行政管理的科学化、法制化和现代化需要打破门户之见，将行政管理学和行政法学紧密结合。（一）监控者：传统行政法的内在主角 前文已揭，本文所指传统行政法，系指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渐趋成型的一般行政法/行政法总论体系。指导管理者的精简原则、效率原则、行政负责原则、行政效能原则等，在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提出，[72]但很快就不再作为普遍公认的行政法原则。7.当代行政经常扮演的制度设计者角色，注定其不时担负复杂的且互相套嵌的行政目标和任务，[62]而这不是仅仅依靠形式理性的法律适用即可实现的，法解释学/法教义学的方法往往对此一筹莫展。
[49]参见[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一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2-16、109页。而后者是对前者的反思，认为前者使法学一变而为内容空虚的形式科学，忽视背景、资料、内容等的概念论理，有使法学成为概念游戏之虞。
此后的中国行政法总论体系，在不同学者笔下有着不少的差异，且经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演进和发展，但仍然在相当程度上继受了第二本教材的衣钵。换言之，这个难题就是，监控者角色和管理者角色是否能够经过统一、综合而形成有机协调的整体，从而使传统的行政法学体系得以重塑，以适应公共行政以及相应法规范的变迁。张淑芳：《社会行政法的范畴及规制模式研究》，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6期。故本文仍将其视为内生增长论的范例。
因此，本文无意也不可能彻底追溯行政法学方法论和体系建构的历史，只是在此进行一次时代和国别的区隔，以展现我国当前新一轮行政法学方法论和体系讨论之重要动因——新行政法研究的兴起与发展[3]。可见，在对中国行政法产生移植影响的德国，与现代行政法学独立运动对应，警察学、行政学曾经展现管理者立场和方法。前引[20]，石佑启书，第203-222页。[36] 2.依循法治原则，以代议机关的立法为行政权的行使设定驯化规矩，行政权由此纳入合法/违法的二元符码约束体系之下，而这是法律系统有别于政治、宗教、道德系统的独有的符码体系，[37]行政法得以具备独立于其他学科的存在价值。
4.行政目标和任务的高效实现，并不依赖于公法、私法二元论，私法规范和类似私人的活动方式以及公私合作的方式同样具有助益，因此，公共行政必须充分且灵活运用公法和私法规范以及二者的结合。[20]如此延伸隐含的目的是传统的，即确定行政法调整的公共行政权力组织类型和范围，也就是确定哪些组织应该担纲行政法上的权力、职责和责任。
[65] 在行政法学专论场域，监控者和管理者角色始终是并存的，甚至在有些著述中会出现相当程度的统合。进路对应的是观点而非学者，因为在同一个学者身上，针对不同议题，可能同时混杂着两种进路。
[64]而行政法学研究的任务除了体系化以外，还要应对大量行政法具体规范的适用(解释)和创制，以及对行政法学方法论、行政法历史等的观察和思考。例如，德国学者沃尔夫、巴霍夫和施托贝尔在其编写的行政法教材中明确，若要建立系统的现代行政法，就必须协调和整合各种研究方法，其中就包括着眼于国家任务或者国家目的的研究方法，而毫无疑问，只有应用行政学的方法和知识才能为行政法的问题提供面向未来的解决办法，实现公共行政的现代化。（一）行政法学的专论 此处所言的专论，对应于体系化。部门行政法往往更新甚快，尤其是在特定公共行政部门或领域面临重大转型时。[74]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在部门行政法领域至关重要但尚不具备整个行政领域普适性的原则，如风险预防原则、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原则、互联网监管线上线下避免双重准入原则，还是不宜列入行政法基本原则体系。[32]前引[30]，姜明安主编书，第503页。
[16]参见王锡锌：《行政正当性需求的回归——中国新行政法概念的提出、逻辑与制度框架》，载《清华法学》2009年第2期。第三章风险评估：科学与法律。
例如，王锡锌认为，合法性分析和合理性分析其实都是形式合法性原则，而对行政活动结果的实质合法性分析，本质上是政治过程分析而不是法律分析，需要分析行政体制的结构、行政活动的程序、利益的均衡代表、利益竞争和沟通的平台、行政结果选择的理性论证等，为此应当引进公平行政原则、开放和包容性原则、理性行政原则以及行政民主性原则。文章来源：《中国法学》2016年第1期。
不过，也有部门行政法的成体系专著，试图形成与传统行政法总论有区别的、有着该部门自身特色的体系。4.关于行政监督和救济法 在多数新行政法论者的著述中，对于行政监督和救济法基本未予关注。
[5]例如，与食品安全监管有关的行政法规范体系变化频繁，仅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食品安全基本法律层面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试行)》(1982，失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1995，失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15修订)的变迁。这可以视为监控者和管理者角色统合的限度之一。延伸至行政法学，行政法规范的成立、存在、运用之过程，与作为其背景的社会文化不无关系，单纯论理不能对解明各分论的行政法规范获得什么意义。[34]参见[德]何意志：《德国现代行政法学奠基人奥托·迈耶和行政法学的发展(代中文版序)》，载[德]奥托·迈耶：《德国行政法》，刘飞译，何意志校，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页。
行政组织法的任务就是改变对政府的聚焦和集中，转而确定何时和如何将法律的要求拓展至履行公共职能的私人主体。[54]关于这个体系建构的愿景，参见朱芒：《中国行政法学的体系化困境及其突破方向》，载《清华法学》2015年第1期。
因此，真正感到棘手的统合难题，发生在行政法学的体系化(含体系转型)场域。它们在政策形成、规则制定、制度设计等维度上有意义，但基本对政策、规则、制度不予审查或保持高度尊重的法官，也就不可能需要这些原则以及原则内含的、可实际操作的具体要求。
[9]参见[美]本尼迪克特·金斯伯里、尼科·克里希、理查德·B.斯图尔特：《全球行政法的产生(上)》，范云鹏译、毕小青校，载《环球法律评论》2008年第5期。[71]参见张尚鷟主编：《走出低谷的中国行政法学——中国行政法学综述与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1页。
[46]前引[36]，米希尔·施托莱斯书，第513页。[14]虽然该文尚未明确提出新行政法概念，却也是基于新的公共行政变迁而对应讨论行政法的未来发展。相关地，多元主体合作的公共治理(governance)体系，对于行政目标、任务的实现也都至关重要，总论教材可纳入评述之。[30]姜明安主编：《公法理论研究与公法教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502页。
[32]在行政行为和行政诉讼两个核心概念的引领之下，这一教材已经具备传统行政法的雏形。中观的跨部门行政法往往对具有一定共性的公共行政予以关注，发现和研究较大范围内普遍存在的法规范需求，从而更有可能对一般行政法产生反省、检验和促进之效[10]。
与内生增长论不同，结构转换论认为行政组织法的使命不再是框定作为行政法主体、承担行政法责任的组织及其类型，而是把所有完成行政任务的组织都纳入其关注的视野，无论任务的具体展开主要是适用私法规范还是行政法规范。但是，由于行政法学体系化的完整表现，集中在教材或成体系专著的撰写，所以，下文将更多结合教材或成体系专著的体例，对统合的可能性进行讨论。
例如，石佑启主张，将救济范围扩大至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公权力行为、抽象行政行为和内部行政行为，并将审查标准从侧重于合法到合法与合理并用。在其背后，又隐藏着传统行政法中占支配地位的监控者角色和被主流传统排挤但现下再露头角的管理者角色。